“乾坤有精物，至宝无文章”“言念君子，温其如玉”“钟山之美，爰有玉华”，这些都是古人对玉的赞美。透过玉石，我们不仅能看到器物之精美，也能从中窥见千古以来人们对仁爱、温和、谦逊的理解。

　　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的典型代表，玉质温润，体形肥硕，头部硕大的耳朵呈竖立状，眼睛大且圆，鼻梁有多道皱纹，嘴部紧闭且前突，有点像猪，因此被称为玉猪龙。嘴与尾部有一道缺口使其不连，形似玉玦，也被称为玉兽玦。

　　玉猪龙被认为是迄今发现的龙形玉器中较早的造型，但由于造型特殊，考古界对于该玉器定义存在争议，有猪龙说、熊龙说、彩虹说、胚胎说等，用途尚不明确，多认为是宗教礼器。其背部有一对穿孔，可用丝绳穿系。由此推测，玉猪龙可能是从事祭祀工作的人佩戴的与天地沟通的神物，反映了红山人的宗教信仰。

　　玉琮是良渚文化（距今5300—4000 年前后环钱塘江分布）的典型代表。神人纹玉琮王，是迄今所知玉琮中重量最重，纹饰最考究的，因此被称为“玉琮王”。神人兽面纹的线 道纹路。在没有金属和高精度仪器的条件下完成如此微细的雕刻，足见良渚先民制玉水平的高超。神人兽面纹被称为是中国最早的脸纹样之一。

　　《周礼》中提到“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琮是用来祭祀的礼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只知有“琮”而不知“琮”具体为何物。直至光绪十五年（1889 年），著名金石学家吴大澄在引述嘉庆年间文字学家钱坫的说法，玉琮才得以和实物相匹配，但仍以为是商周之器，直到良渚遗址发掘的深入，人们才知道玉琮属于 5300 年前的良渚文明。

　　玉琮上的“神徽”是一种神人兽面纹样，几乎是整个良渚文化圈最重要的统一形象，也是重要器形上的“唯一母题”。神徽上部为神人，下部为神兽。神人顶冠巨大的介字形羽冠，倒梯形面部，炯炯有神的眼睛，威严有仪的神态，驭龙而行；神兽如灯巨眼，阔大的鼻子，下肢是弯曲的鸟爪，两爪盘踞，正视前方，有如呼啸而来的神龙。这位神人究竟是人“御兽而行”，还是本就“人兽一体”，从比例和刻线上似乎也很难区分，尤其是从后期的简化纹样中，人兽似乎更加紧密融合在一起。不过，正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起源传说，有学者认为，神徽一定包含了一位开天辟地英雄的传说，这位英雄乘着神兽、神鸟离开俗世后，化身成了保护神，庇佑着良渚地区。

　　1987 年瑶山遗址（迄今等级最高、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器类最为丰富、制作最为精美、最具影响力的良渚文化墓地）7 号墓出土，整体大致呈三角形，采用透雕和阴线刻相结合的手法，使其呈现出兽面的形象。玉牌上兽面纹的图案和良渚文化的兽面纹有所区别，大眼的特征反而和崧泽文化晚期陶器上的纹样一致，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是“亦龙亦兽”的过渡图像。

　　牙璋是夏朝时期玉器中最为典型、最为独特的一种器类，具有很强的礼仪功能。《周礼·春秋·大宗伯》也提到牙璋的作用：“以玉作六器，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牙璋在风格和功用上均与之前有所不同，体型尺寸更大，扉牙更偏向于龙的形象，功用也由兵器过渡到礼器。

　　该件牙璋出土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县二里头遗址，是二里头遗址迄今发现的4 件牙璋中形制最为复杂、制作工艺水平最高的一件。在器身的下端与柄部之间有阑，阑部刻有密集的弦纹，呈凹凸不平状，在阑两侧边有扉棱和扉牙，左右相对，排列密集工整，扉牙像是侧身状的龙。因此，牙璋应该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王权制度的象征。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甚至珠江流域和中南半岛地区都曾发现牙璋的踪迹，这也显示出华夏文明巨大的影响力。

　　1989 年在江西省新干县大洋州出土，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玉羽人，也是迄今发现唯一的商代羽人玉佩饰，具有神人意味，人、兽、鸟集于一身，想象丰富，琢制精妙。

　　这件玉神人佩饰，身高8.7cm，背脊厚 1.4cm。叶腊石质，呈枣红色。羽人造型呈侧身屈臂蹲坐的姿态。头部鸟类特征明显，微微张口，“C”形大耳，高长鼻内钩似鸟喙，头戴高凸冠，顶后部有三个相套环形成的活链。身亦人亦鸟，体形如人，两臂屈于胸前，拳心朝内，双膝弯曲蹲坐。身体两侧各雕一翼，脊背雕刻层叠的羽纹。

　　羽人是指传说中身长羽毛或披羽毛外衣能飞的人，源于中国古代早期的神仙思想。最早见《山海经》记载，书中描写到了“羽”和“羽民”形象。商代活环曲蹲羽人玉佩饰是南方地区远古土著民族鸟图腾崇拜的遗俗和变异。这件玉佩饰也是最早的活链玉器，开启了两周玉佩活环技法的大门，为明清玉器活环长链流行的源头。

　　出土于三星堆遗址3 号祭祀坑，高 12.5cm，孔径 7.7cm，底面略有倾斜，琮面无节槽，有线刻纹饰，表面和孔璧打磨精细光滑。

　　玉琮相对的两面各有一幅树形图案，两树形态略有差异：一株底座呈“几”字形，树干底部分叉，落于底座之上。树干连接树枝5 条，其中两枝自树干中部向两侧引出，后弯曲向上，另三枝则位于树干顶部，呈三叉形；树干中部两枝体量大于树顶三枝；各枝顶端均呈心形，或象征花蕊；树枝两侧则有数量不等的弯曲分叉，应象征枝叶。

　　另一株底座形态更加复杂，分为两层，下层呈“酉”字形，形似大口尊，两侧附弯钩状图案，似为尊的扉棱；上层呈“兀” 字形。树枝顶部由上大下小的两个长椭圆形图案组合而成，上部椭圆形中各刻画两道近“V”形纹饰，中部树枝顶端呈铲形，其余四枝顶端收尖。

　　琮面神树的形象与2 号坑出土的青铜神树的形象有颇多相似之处，这类神树的形象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并不鲜见，表现了古蜀先民对神树和太阳的崇拜。

　　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妇好墓，它是迄今发掘的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共出土青铜器、玉器、宝石器、象牙器等不同质地的文物1928 件，其中玉器 750 余件，汇集了商王武丁一代所见玉器之精华，其中这件跪坐玉人是妇好墓中所有装饰品中最精美的一件。妇好是武丁的妻子，也是军事家、大祭祀，同时也是一位大收藏家，所以墓中有如此多的贵重文物。

　　玉人衣着华美，纹饰绮丽，神态威严，气质不凡，特别是腰间佩带的宽柄形器，形制特别。玉人的冠饰尤为奇特，根据卷筒上所刻纹饰，很像丝绸制品，形制优美，因此有学者认为该玉人就是妇好本人。用写实的艺术手法，将玉人神态、发型、冠饰、服饰以及坐姿等细腻描绘，为研究当时商人冠饰、发饰及服饰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1992 年出土于山西临汾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31号墓，此墓出土了 16 件晋侯苏钟（两组编钟），玉器也是晋侯墓地出土文物中的一个重要品类，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组合完整，用料精良，工艺精湛，是早期晋国用玉情况和琢玉水平的集中体现，也体现了西周治玉工艺的最高水平。

　　人龙形玉饰置于墓主腹部，人龙合体是西周出现的新造型，体现了“物我一体”的观念。西周出土了数量较多的人龙合体造型的玉器，体现了西周先民不凡的创造力，也反映了周人与龙的特殊关系。周人虽然也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神，但神是根据人间君主的德行来行使天命予夺的权力的，而善待人民就成为衡量君主是否克配天命的重要环节。

　　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3 号墓出土。片状，造型为人和龙的合体，极富创造性。人呈侧身蹲踞状，圆眼，阔鼻，脑后佩戴一龙形冠。龙头向下，龙尾朝天卷扬，尾尖内卷成穿孔。腹部雕刻有一条蟠曲的龙，龙头向外，龙身卷曲成环形，首尾相连。腿部雕刻有一条头朝上、尾卷曲的龙，尾部蜷曲成孔，与人的脚相连。通体透雕，以阴线勾勒轮廓，线条内有朱砂痕迹。

　　戈是中国古代一种具有击刺、勾啄等多种功能的木柄曲头兵器，盛行于中国商朝至战国时期，流行于商朝至汉朝。玉制的戈缺乏实用价值，更多充当礼器。玉戈富有光泽，纹饰华丽，是一件观赏性极高的器物。

　　曲阜市鲁国故城遗址58 号墓出土，长 8.3cm，宽 6.8cm。玉带钩晶莹温润，呈铲形，局部有褐色泌斑。兽首为钩，以阴线刻出眉、眼、口、鼻、耳和髯，兽身饰卷云纹，兽身抽象化，双尾卷曲位于左右，下端中部饰牛头形兽面纹。背面刻饰勾云纹，圆形钮，钮面饰卷云纹，纹饰精美，工艺精湛，古朴典雅。

　　江西省南昌市郭敦山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刘贺是汉武帝刘彻之孙，昌邑哀王刘髆之子，西汉第九位皇帝，也是西汉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海昏侯墓是中国迄今为止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也是中国南方地区已知面积最大、内涵丰富、保存较为完整的汉代地方列侯等级的墓葬。出土了超过 10000 件（套）的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简牍、木牍等各类珍贵文物。

　　玉舞人为双面透雕，器表经打磨和抛光，高9.3 厘米、宽 3 厘米、厚 0.4 厘米。舞女身姿婀娜，长着鹅蛋形脸，前有扇形覆额，两鬓浓密尾部翘起。身着右衽袍服，袖口、衣缘均有缘饰，长裙曳地，腰间束宽带；左臂上举，扬袂于头上作舞状，右臂横置于腹前，袖子残断。上、下各出一个半圆形的凸起结构，钻有小孔可供系佩。

　　其造型重点在于头部，舞人的脸型被雕刻为典型的鹅蛋形，上半部分偏圆，下半部分略尖。面部精心雕刻杏仁状的眼睛、细长的眉毛、直鼻梁、樱桃小口。舞人腰肢纤细、修长，符合当时的风尚，正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后汉书·马廖传》）。在人物造型方面，下半身呈纺锤造型，小腿部位内收，至裙底又外张成喇叭状，裙裾遮罩鞋子。

　　“翘袖折腰”是汉代舞蹈代表性动作，舞者运用柔软的腰部展现出婀娜多姿的舞蹈形态，同时在双臂发力下将袖体飞舞于空中，不仅舞姿优美，也给人以空灵神秘之感。据《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刘邦宠姬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

　　舞女一手甩袖上扬，这是战国玉舞人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另一手平置腹前，水袖自然下垂，这种向相反方向舒展的手势在当时可能有特殊意义，有学者认为或与通天达地的礼仪有关。

　　也有学者提出，海昏侯墓出土的玉舞人，或许与升仙观念并无关联，这一点可由海昏侯墓大量出土的与音乐有关、而与升仙信仰无关的实物可知。通常情况下，在汉代贵族墓葬中，死者口中都会放置一枚与升仙观念有关的蝉形玉琀，而刘贺口中却是一件与音乐有关的镈钟形玉琀，更多地反映了他个人的喜好。

　　玉舞人为椭圆形脸，下巴较尖，眼球凸出，鼻子采用浮雕，较为立体。发型复杂，耳侧各垂有一绺卷发，及肩处向外翻卷。她身着交领宽袖曲裾长裙，衣袖肘部最宽，腕部收紧，袖口作马蹄形。腰部收紧，用宽腰带束腰，衣褶较多，具有飘逸感。

　　卮是一种古代盛酒器，产生于战国时期，秦汉时非常普及。该件玉卮 1997 年出土于巢湖市北头山汉墓 1 号墓，雕刻精美，温润光泽。

　　玉卮由一块白玉琢制而成，一侧刻有朱雀，尾部羽毛卷曲，似欲展翅高飞，头略高出卮口，口衔绞丝活环，站在螭虎的背部。另一侧雕一只熊，熊身弯曲呈环形把手，与朱雀遥相呼应。这件玉卮采用了透雕、浮雕、镂雕、平雕等多种技法，工艺复杂，纹饰精美，是汉代玉雕技术的集大成者。是目前我国所发现同类器物中,雕工最精美、工艺最精湛、尺寸最大的一件。

　　1968 年出土于河北省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刘胜是汉景帝刘启之子，汉武帝刘彻的异母兄。十几岁时被封为西汉第一代中山王，在位 42 年。满城汉墓由于没有被盗，出土文物尤其是一级文物比例非常高，这件金缕玉衣便是精品中的精品，被列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玉衣最早叫做玉匣、玉柙。《后汉书》中曾记载是能使人尸身不朽的王侯葬服，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其中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着金缕玉衣，其他贵族穿银缕玉衣、铜缕玉衣。玉衣以玉片为料，金、银、铜或丝织品为线，照人的体型做成玉衣，是汉代王室最高规格的葬制礼。而这件满城汉墓的金缕玉衣是中国首次发现、规格最高、最完整的玉制葬衣。

　　玉衣的造型完全贴合男子的体型，甚至体现出了啤酒肚。面部轮廓清晰，鼻子、双眼和嘴都有体现。玉衣共有、上衣、袖筒、裤筒、手套和鞋六个部分，每一部分都可以彼此分离，据称最难做的部分是手部。

　　玉衣制作工艺复杂。锯片采用了“砂锯法”和具有较高效率的轮轴切割机械；钻孔采用“砂钻法”，即用实心木棍或竹子加水、加石英砂（解玉砂），不断打磨来钻孔，有的小孔直径仅 1mm；抛光采用“砂轮”和“布轮”等先进的打磨工具；金丝采用“抽拔”工艺，在加工过程中采用了退火的热处理工艺，有的金丝横断面直径仅为 0.08～0.14 毫米，足见当时拔丝工艺水平之高；玉衣编缀根据不同部位采用了交叉式、套联式、并联式和结联式等不同编缀方法，使其更为合体。

　　1969 年河北省定州市中山王刘畅墓出土。玉座屏由四块镂空玉片接插而成。两侧支架为上下叠胜形，透雕团卷状的龙和蛇首状神兽。中间两屏片略呈半月形，玉座屏为卯榫结构，玉片组合拼接呈座屏的形状。其上透雕各类神人、鸟兽神瑞等纹饰。上层玉片西王母坐于云端，朱雀、羽人环侍左右，玉兔、九尾狐依偎近旁，祥云之下的两只三足乌振翅欲飞。下片中东王公居于中间位置，两个羽人跪坐在两侧，熊、玄武等围在近旁。（相关链接：西王母：从昆仑山怪神到三界女仙之首丨新知）

　　玉座屏的材质为新疆和田黄玉，采用了透雕、镂刻等多种琢玉技艺，人物、动物雕刻细致精美，神态生动轻盈，营造出一个美好的仙境。这件玉座屏制作工艺比较复杂，先采用透雕工艺雕刻出图案的主要轮廓，再用细若游丝的阴刻细线雕刻出图案的细节。这种阴刻细线技法被称为“游丝毛雕”，是中国汉代一种重要的玉雕手法。就目前来说，这是将人物、景物、动物合雕在玉器的唯一实例，全国就这一件，因此非常珍贵。

　　1984 年出土于扬州邗江甘泉山老虎墩东汉墓。出廓璧是汉代玉璧的常见形制，顾名思义就是在圆形的玉璧外轮廓附加上一个纹饰。

　　玉璧为和田青玉质，璧内雕有双螭，两螭相对，呈“S”形栖于璧内两侧，首尾衔接“子”“孙”二字，造型活泼矫健，富有动感。璧顶栖单凤，作回首状，张口作声。凤身环绕于“宜”字之上，姿态优美。“宜子孙”三字为篆体，恰分布于玉璧中轴之上，再加以阴线勾勒，字体秀丽优美。

　　此璧采用线刻、镂雕和浅浮雕相结合的技法，通体镂空双面雕刻，精雕细琢，技艺高超。整体图案设计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双螭对称，纹饰公正，尽显严谨之风，单凤形态优美飘逸，赋以玉璧灵动之气。出廓玉璧多饰以双龙及铭文，不饰凤纹。而此璧凤纹的大胆使用，体现了扬州玉工的独创性，其独特的设计，生动的造型以及精细的做工、丰富细腻的纹饰代表了东汉时期玉雕的最高水平。

　　1984 年扬州市邗江区甘泉老虎墩东汉墓出土。玉料为新疆和阗玉，色呈青灰，有红黄和灰褐色晕斑，应该是用来装饰的佩玉。环佩造型独特，一只螭虎向内蜷曲两周呈环状，目光炯炯有神，嘴巴大张，鬣鬃向后飘，身上饰有简单的花纹。在螭虎头前方的红黄斑中，有小螭缠绕在大螭虎身上，似与大螭虎玩耍。该玉器表达了先人对子孙后代的美好期许和深深祝福。

　　长25.2、宽 3.9、厚 0.6 厘米。河南省安阳市花园庄54号墓（亚长墓）出土。墨绿色。凹背曲刃，翘柄，仿同时期铜刀所制。刀刃两面磨制，较锋利，无使用痕迹。背部镂孔，刻八组方形扉棱。刀身两面各雕刻六个鹦鹉状小鸟纹。刀柄尾部有一穿孔。

　　河南殷墟亚长墓出土。商代工匠巧妙地把玉上棕斑安排在了足、脊、尾的部位。在战国成书的《考工记》中，对于器物有“审曲面势”的技法，指中国古代工匠做器物时审度材料的曲直，顺势而为，玉熊对于玉料斑点的巧妙借势，正体现了审曲面势的高超技法。

　　该文物于2011 年 4 月在兰陵县庄坞镇层山小学院内出土。斗为挹酒之器，《诗经。大雅。行苇》有诗“酌以大斗”，《诗经。小雅大东》也有“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意即北斗屋似斗却不可舀取酒浆。玉斗为礼器，也有人以此借喻江山社稷，《楚辞王逸》：“将丧兮玉斗，遗失兮钮枢”。玉斗和龙的结合，寓意北斗七星化作一条青龙。汉代亦有将北斗表现为竹節状，竹和龙之间亦可以互化，表明斗、龙和竹特殊的象征关系。层山汉墓为南北排列的两个石椁墓，推断为西汉时期的诸侯国墓葬。

　　玉刀长23 厘米，宽 7.7 厘米，厚 0.8 厘米。玉刀刃部微弧，柄部稍窄，横向有三个打破纹样的圆形对穿孔，双面均以剔地浅浮雕技法琢神人面纹，刃部神人头戴“介”字冠，双目浑圆，宽嘴露齿，类似纹饰可见于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采集的龙山文化玉圭。柄部两侧各琢一神人，头顶竖发，两侧头发卷垂而下，细眉杏眼，耳部戴环。纹样同时具有神冠、人面、灵兽的特征，这种纹饰由“神祇”“祖先”“神灵动物”三者的形象相结合而成，三者互为表里，可相互转型，传递了先民“三位一体”的观念。玉刀属礼兵器，多无实用痕迹。刀、璋、铖等玉质礼兵器的增加标志着军权地位的稳步提升。

　　体长15.2、宽 5.1、厚 0.5 厘米。1985 年济南市济阳区刘台子遗址 M6 出土。淡绿色，有沁斑，通体抛光，全身刻阴线。鹦鹉圆眼短喙，羽冠后垂，冠尾向上卷起，羽翼丰满，翅尾下卷，长尾上翘。整体制作精美，憨态可掏。

　　体长4.7、宽 4、高 1.5 厘米。1985 年济南市济阳区刘台子遗址 M6 出土。玉色莹润，有沁斑。整体呈三角形，三角形头部，园眼凸起，头后饰一对角状物，双翅收找，上饰四组勾连雷纹，背脊裸露，短分尾。喙部有一横钻孔。

　　1993 年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 63 号墓出土的鸟形玉戈，长 15.9 厘米。上部为戈、下为立鸟。圭形戈援起脊，三角锋，有边刃，直内。鸟似鹰，昂首直立，圆眼弯喙，腹部微鼓，翼翅略展，尾羽及地，足下穿孔。颈饰重环纹，腹刻水涡状羽纹，造型奇异，沁色古朴。晋人崇鸟，鸟形器、鸟形纹，比比皆是。墓主人为晋穆侯次夫人。

　　在妇好墓的大量玉器中，玉凤仅此一件。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玉凤造型，也是妇好墓装饰品中最精美的一件。长13.8cm，宽 3.2cm，厚 0.8cm。黄褐色，镂空雕刻。形状为侧首回身状，头似公鸡，头顶有齿脊状冠。圆眼，尖喙，向外凸起，与尾连成弧线形。短翅长尾，尾翎分开两叉。爪卧胸下，背中间有一突，突中有一小圆孔，可佩带。翅膀上雕刻四条阳线以饰翎纹。造型优美，线条流畅，制作精细。

　　在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及二里头文化玉石器雕刻中，也使用阳线表现主题，其中一种做法是将纹样周围的地面剔除，通过减地使其成为浅浮雕，此玉凤翅上雕琢的羽翎纹即是采用这一技法。而对于冠、翅、尾翎部位的虚实处理则反映出商代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镂空、钻孔技术。整器雕琢精细，光泽闪烁，显示了出色的拋光技术。此外，这件玉凤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家河文化中玉凤的造型、雕琢工艺极为相似。

　　玉质青色，碗为六曲花瓣形，口沿外侈，浅腹，平底，花瓣形圈足外撇，足宽大。从器形、纹饰及制作手法均仿痕都斯坦玉器制作。

　　痕都斯坦为南亚古地名，在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带其玉器的特点为胎体轻薄透明，以植物花叶组成几何图案，纹饰繁缛，清乾隆时期宫延、民间大量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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