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书记陈树立首要研讨方向是冶金考古，出书有《冶金考古III:中国古代金属冶铸文明新探》等专著。2012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对三星堆出土铜器的合金成分比较剖析后发现，广汉三星堆和江西吴城两处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都含有同一种“高放射成因铅”的特别铅，又名反常铅。

　　据此可估测：当年相隔千里的三星堆、吴城两地，古人锻炼青铜器时选用的矿藏质料，或许是同一个当地产出的。进一步的科学研讨标明，这处铜矿质料产地，应该便是江西瑞昌铜岭。

　　瑞昌铜岭商周铜矿矿冶遗址，是迄今发现的矿冶遗址中时代最早、保存最完好、内在最丰厚的一处大型铜矿遗存，也是迄今考古所见商代仅有一处采铜遗址，既或许曾向四川三星堆运送炼铜矿石，也很或许是远在华夏商王朝王室的“御用”铜矿。

　　9月11日下午承受记者采访时，陈树立说，瑞昌铜岭是三星堆青铜器的质料产地一说，虽然有较大或许性，但也不是百分之百确认。“青铜器的金属成分除了铜，还有铅和锡，现在只能说从铅的同位素比值来看，是和铜岭有联系的，锡和铜的矿藏来历还没有牢靠依据来追溯。”

　　三星堆遗址与吴城遗址相距1500余公里；瑞昌商代铜矿遗址则接近吴城遗址，两者相距200多公里。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晚期，3000多华里的漫绵长路，古人是怎么跨过的呢？或许，因为接近长江或长江支流，先民在长江中游一带采得矿料锻炼成铜锭，经过长江、涪江、岷江等水路，困难溯流而上，终究来到成都平原。

　　提到青铜质料的远距离运送，周代有一个专有名词对其进行描绘，这便是“金道锡行”。“金道锡行”首见于传世的青铜器曾伯簠(现藏于国家博物馆)。这一专有名词也揭开了青铜时代一个重要的、简单被疏忽的历史事实，即对三代王朝而言，青铜质料存在远距离的运送，且形成了大致固定的运送干道。

　　陈树立进一步弥补说：“金道锡行”中的“行”读音为银行的行，含义也近似。“这些矿料在当年，既有流转的途径，也有买卖的场所，在其时已是适当兴旺老练的系统。”

　　从器物的制造工艺和技法上，能够判别三星堆青铜器显着受到了长江中游区域的文明影响。陈树立说：“现在仍有一个谜题，那便是制造这批祭祀用器物的工匠，到底是古蜀国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仍是外来的能工巧匠？有关这一问题的研讨，现在发展还不是很深化，值得持续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