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系统阐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对我们深刻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从考古学视角，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略作阐释。

　　习总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连续性也就是绵延不断，这是中华文明有别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最突出的特点。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以及玛雅文明、印加文明，虽然都盛极一时，但这些古老文明最终都没能摆脱湮灭的命运。唯有中华文明不断延绵，薪火相传，历久弥新，直至今日仍然欣欣向荣。

　　纵观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虽然发展的过程历经坎坷，虽然王朝的更迭频繁，虽然开创各个王朝的民族主体有所不同，但是她们最终都融入了以汉民族、汉文化为主体的大熔炉之中，成为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环节与组成要素。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的历程中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基因和独特的民族精神，一直成为保持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内生动力和坚强基石。

　　反映中华文明连续性最突出的文化符号非汉字莫属。商代的甲骨文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文字体系，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造字方法，显然经历了漫长的文字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历程。从甲骨文到西周金文，再到秦篆、汉隶、魏碑、楷书、行书、草书等，虽然书体不断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一直延绵至今，不曾中断。

　　表现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不只是汉字，几千年来一直延续至今的许多理念、习俗、制度之中无不蕴含着这种连续性。例如，“中”的观念源远流长。作为其表现形式的择中建都、择中立宫的城市规划原则，建筑的中轴线规划理念，左右对称、前后几进院落的高等级建筑格局，在被学术界认定为夏代后期都城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布局中已有明确体现，在距今5300年被学术界认为是河洛古国首都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也已初见端倪。

　　仁德、忠义、崇礼、诚信，以及以民为本、以和为贵等价值观，一直在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中延续，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此外，在民间流传的很多习俗，如除夕、春节全家团圆吃年夜饭、守岁、放鞭炮，正月十五闹花灯，清明节为逝去的亲人扫墓，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中秋节全家团圆吃月饼赏月，重阳节登高为老人祈福等日用而不觉的风俗习惯，都起源很早，世代相传，体现着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连续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使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保持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秉持着深沉的文化基因，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始终坚持自身的文化传统不迷失，不动摇，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沿着自身的历史轨迹不断发展。

　　习总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民族是聪明勤奋、不断进取、不断创新的民族。创新性始终是推动中华文明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

　　早在距今一万五六千年前，由于植物性食物在人们生活中所占比例的增加，需要盛放、煮炊，于是中华先民发明了陶器。中国是世界范围内最早制作陶器的地区。在距今1万年前，华北地区的先民们发明了栽培粟和黍，长江中下游的先民发明了栽培稻。农业的出现使人们过上了定居生活，手工业技术也不断进步，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

　　农业的出现、定居的生活，导致家畜饲养的出现。距今接近8500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了迄今年代最早的家猪和酿酒的证据。还出土了多件用鹤类尺骨制作的7孔骨笛，可以演奏7声阶的乐曲。这在世界范围内是最早的，是中华先民的创新发明，改写了世界音乐史。

　　同样是在距今8000多年前，中华先民发明了琢玉的工艺技术，制作出玉玦、玉坠等较为精致的玉器。此后琢玉技术不断发展创新，距今5500~5000年期间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的玉龙、玉鸟、制作都极为精致。到了良渚文明时期，琢玉工艺技术达到了高峰。良渚文化的玉琮神徽纹饰一毫米的宽度内竟然有5至6条刻线，可以说是极其精细的。

　　大约距今4000年前，长江下游的先民们发明了以瓷土为原料，用1000多度高温烧造的最初的瓷器，也叫原始瓷器。此后瓷器的制作技术不断创新发展，多样的瓷窑各具特色、争奇斗艳，使瓷器工艺成为中华文明物质层面最具代表性的成就之一。

　　丝绸也是中华文明创新性的代表成就之一。山西夏县西阴村和师村遗址，曾出土距今6000年前的蚕茧和用石或陶制的蚕蛹；在河南郑州荥阳青台遗址，曾出土了距今5300年的丝织品残片，表明在距今6000年前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已经发明了养蚕缫丝。此后，丝绸织造技术不断进步。长江中游地区春秋时期的楚墓出土了多件丝织品。到了汉代发明了提花机，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素纱单衣重不到100克，堪称奇迹。中国古代的丝绸有绫罗锦缎绮等十余个品种，养蚕缫丝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世界各地。

　　距今5000~4500年前中华先民接受了西亚地区的冶金术。当时，西亚和中亚地区的冶金术多是铸造简单的工具和武器。中国古代工匠结合高温烧制陶器的技术，发明了用陶范铸造青铜容器的方法。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铜爵、铜斝、铜盉、铜鼎等形体较大、造型复杂的青铜器，制作技术十分精湛。冶铁术也有类似情况。大约在距今3000年前的西周时期，铁器和冶铁术经中亚传入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中华先民吸收借鉴铜器铸造的方法，发明了范铸法铸造铁器技术。针对铸铁制品含碳量很高、缺乏韧性的缺陷，发明了铸铁脱碳技术，促进了铁制工具的普及。这一技术发明比欧洲早1000多年，是冶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与此同时，钢铁锻造和热处理工艺技术在春秋战国时期取得了显著进步。汉代以后，中华先民又发明了炒钢、灌钢等工艺技术，都比欧洲早上千年。

　　中华先民的创新精神在数学、医学等方面也多有表现。在商代已经出现了十进位计数法；约成书于西汉时期的《周髀算经》说明中国人在西周早期就已经掌握了勾股定理的基本原理。《九章算术》中首次提到分数、负数及加减运算的法则。南北朝时期的数学家祖冲之将圆周率精算到小数点后第七位，表明当时中华先民掌握的数学知识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在中医药方面，以《黄帝内经》、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李时珍《本草纲目》等医药著作和以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等为代表的高超医术，都是中华先民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创新的结晶。至于享誉中外的四大发明，更是中华文明创新性的卓越体现。

　　在制度文明层面，中华先民们也不断创新。例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各地的官吏直接由中央王朝派遣，从而从根本上实现了中央王朝对各地方的稳固统治。西汉王朝实行削藩和盐铁官营等措施，巩固了中央王朝的统治。具有深远意义的制度还有北魏开始实施的均田制，避免了土地被豪强大族兼并，对促进农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科举制不仅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影响至为广泛，在近代西方文官制度建立之前，是世界公认的先进选才制度，也是中国古代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制度之一。

　　习总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早期中华文明就体现出“多元一体”的特征，纵观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统一性始终是主旋律，具有久远的历史渊源。

　　距今1万年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发明了栽培稻，华北地区发明了栽培粟和黍。距今8000多年前，水稻传播到了淮河上游。距今8000多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已经能够制造较为精致的玉石装饰品组合——玉玦和条形玉坠。同类的玉制装饰品组合在稍晚些的长江下游地区河姆渡文化中也可以看到。形制特殊的玉玦，以及它和玉坠的组合，分别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出现，恰恰说明不同区域的史前文化存在着交流。在兴隆洼文化中，有来自黄海一带蚌壳穿成串的装饰，也说明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人们存在交流。

　　距今6000多年前，黄河中游地区出现了龙的信仰。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一座仰韶文化墓葬中，尸骨的东西两侧用蚌壳堆出龙和虎的形象，竟然与汉代的四神中东青龙西白虎的方位一致，或说明四神思想具有久远的史前渊源。在距今5500~5300年的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和同时期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中，都出土了身体呈C形的玉龙，两地还出土了同样的和姿势相同的玉人。这不仅说明龙的观念在北至东北西部、南至长江下游已经广为流传，也说明南方和北方的社会上层存在着交流。

　　这种交流在陶器中看得更加清楚。在长江中游距今8000年的史前文化中，可以看到具有来自淮河上游贾湖文化和来自长江下游跨湖桥文化因素的陶器。距今6000年前，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中期以花和鸟为图案的彩陶图案逐渐向周围扩展。到距今5300年左右的时候，这类彩陶图案的分布范围南达长江上中下游，北至华北平原北部燕山山地的西辽河流域，西到甘青地区，东抵黄河下游，出现了第一次中原地区文化向周围强烈影响的局面，也有学者称之为“最初的中国”。这一现象可能与黄帝炎帝集团的兴起和影响范围的扩展有关。

　　从上述考古发现可以看出，距今5000年前后，中华大地各区域的史前文化在各自基础上独自发展的同时，与周邻地区发生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化因素，或可称为“文化基因”。其发展的模式呈向内凝聚式，长江流域、淮河流域、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初步形成了早期中华文化圈。

　　到了尧舜时期，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黄河中游先民，广泛吸收周邻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力量不断壮大，对周围地区影响的范围也不断增大。到了大禹时期，中原文化对周围的影响进一步增强。这一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可以清晰看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夏代后期，二里头文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几种本来是武器或工具的玉器被赋予表明等级和通神的功能，成为玉礼器。在继承尧舜时期铜器制作技术的基础上，发明了青铜容器的制作技术，制作出爵、斝、盉、觚等青铜酒器和铜鼎；在宫室制度方面，初步形成了以中轴线、左右对称、前后几进院落等为特征的宫室制度。这些制度尤其是玉礼器的一种——玉璋向周邻地区辐射，其分布范围达到东南沿海的福建南部和香港地区，向西南到达成都平原，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都可见到，西北到达陇东地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原王朝文化的强烈辐射。中华早期文明从各区域文明独自起源，发展为中原王朝引领的局面。

　　商王朝建立后，继承了夏王朝青铜容器和玉礼器制度，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工艺技术也更加熟练高超。在这一阶段，冶金术向周围广大地区传播，长江上中下游、黄河上游下游和辽河流域相继进入青铜时代。各地都出土了与中原青铜礼器相似，而又具有各自特色的青铜器。周朝风格的青铜器在各个诸侯国出土，反映出周王朝的宫室制度、埋葬制度以及礼乐制度在各诸侯国普遍实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原王朝对周围广大地区实行稳定控制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势力衰微，各诸侯国群雄并起，相互竞争兼并，先后出现了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最终，秦始皇统一了中国。通过实施一系列统一政策，如统一文字、度量衡，在全国建驰道，特别是在全国推行郡县制，中央王朝的政令可以得到彻底贯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局面。七国之乱后，西汉总结经验教训，采取削藩和盐铁官营等措施，扩大郡县制范围，巩固了国家统一。

　　此后无论是统一王朝还是多民族政权并存，无论和平时期还是战乱纷争，文化传统仍然保持延续，统一仍是历史的主旋律。虽然建立王朝的主体民族有所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他们都大量承袭了中原思想、文化和制度，各少数民族也不同程度吸收了汉文化及制度，以华夏后裔相标。